“数字游民” 何去何从：个体和学术观察

拖了一个月，终于在东京池袋的车站定稿了。不禁感叹，自己真是位数字流浪民，随便找个位置坐下灵感唰唰地来。

事情是这样的。6月9号，我受数字游民研究者艺珂牙（后称牙牙）邀请，在大理田野工作坊，做了一个小小的线上研究分享。我跟牙牙结识了2023年上半年，当时她刚去大理开展田野工作。前段时间，我发布了一篇关于东京数字游牧生活的公众号文章。牙牙看完后，觉得很喜欢，因为“写得特别有人味”，于是问我有无兴趣，就文章内容做一个分享。当时微信报名群内，召集感兴趣听众约60余人。我希望借此机会，作一历史存档。以下讲稿，大致还原了当时的内容。

“数字游民” 何去何从？

我是Kimie，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今天想要讲一下“数字游民”何去何从，它既指游民本身，也指“数字游民”相关的研究。

数字游民这个想法可以追溯到 1997 年出版的一本书《数字游牧民族》，作者是牧本刚雄和大卫-曼纳斯。我想大家也很熟悉，至少听说过它，这本书讲述了科技如何赋予人类力量，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成为定居者还是游牧民族。2007 年，蒂姆·费里斯出版了《每周工作 4 小时：逃离 9-5，随处生活，加入新富阶层》，这本书在普及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本书中，蒂姆提出了“地理套利”的原则，即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地方搬迁自己，同时享受第一世界收入的好处。2008年，英国的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型游牧者的文章。

与很多人一样，我在疫情中开始关注数字游民。现在回顾起来，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国内的数字游民“运动”可以粗略分为四个阶段。

2020-2021: 本来要出国的无法出国，以及远程办公常态化。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约有 2 亿人在家工作。

2021-2022: 云南大理、海南文昌、浙江安吉等主要数字游民社区开始成形。 

2022-2023: 中国国内主流媒体报道，“数字游民”成为一种社交媒体上“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

2023-2024: 国家和资本不断介入，开始有些中文学术成果。

我在后面两个阶段开始接触一群“流动中”的年轻人。一开始通过706社群，我联系到了一批新型互联网从业者，和他们有了些线上交流。我发现，他们的叙事反映了中国当代青年文化的变迁。于是我以“中国的数字游牧”为题，去年十月在东亚人类学会年会上做了研究发表。我记得当时有两位在国外读书的博士生对这个课题很感兴趣。一是他们觉得比较新颖，二是他们自己在实践流动的生活。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是，研究者，尤其是人文社科研究者，就是一个一直被忽视的数字游民群体。

从那之后，我就跟“数字游民”研究发展出了一段若即若离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的博士课题是日本数字化转型的社会影响，数字游民不是我直接关注的东西。所以也许不像听众之间的一些研究者们，我并没有扎根于游民社区，类似大理、安吉。但我心里一直没有放下这个课题。我觉得有两点，让我今天有勇气和自信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第一，我一直持续采访着跨国流动的（在日）年轻华人。年轻，指的是“25-35”这个年龄群体，但我偶尔也会遇到一些这个年龄层以外的人。这些人的流动故事给了我一些刺激和灵感。另外，我的研究议题涉及到老龄化社区、地区振兴、流动性治理，这些跟数字游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我认为，稍微离开“数字游民”的学术话语帮助我重新审视了这个现象。也许就像恋爱，忽近忽远的距离感能更好地审视对方和自己。

抱着一种听众优先的精神，我在分享会前拜托牙牙发了一份小小的问卷。然后我们发现了好奇来源的“三大支柱”：个人身份、社区参与、可持续性。牙牙跟我说，这可以解答90%的游民疑惑。所以我接下来的分享，也会回应下这些关切。

我们先来看两本书。2021年，牛津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叫《数字游民》，拉切尔-沃尔多夫（Rachael Woldoff）和罗伯特-利奇菲尔德（Robert Litchfield）认为，在当今的知识工作者中，有一小部分人在积极寻求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他们利用技术开展工作，四处旅行，随心所欲。在他们看来，数字游民是知识工作者，是追求“趣缘”集体的个体。两位作者走进了印尼巴厘岛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认为创意阶层和千禧一代的工作者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往往觉得他们的 "世界级城市 "和理想工作并非天堂。总的来说，两位作者对于数字游民的描写是偏向积极的，强调了个人的能动性，比如创意和自由。

另一方面，社会学家Beverly Yuen Thompson认为，这种创意和自由是受宏观结构所影响的。数字游民是在原来的社会中无法达到理想生活的标准，生活在边缘的人。当然她这里指的是，西方福利社会中无法进入/维持其中产阶层的某些人群，所以她认为“数字游牧运动”是新自由主义的工作方式、零工经济、以及新殖民主义旅游结合的产物。通过全球发展不平衡，以及自身拥有的“强护照”（即免签国多）特权，西方的一些青年可以来一场个人与国家间关于自由与风险的转移游戏。

我认为这里争论的焦点是，数字游牧多大程度是一种个人选择的能力？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宏观结构所塑造的状态？这让我想起一位游民朋友对疫情中中国游民的观察，她认为，一部分互联网大厂的人顺势裸辞，拥抱苍山洱海，这些算是互联网“新富人”，他们已经有一些积蓄，有条件和能力对生活做出选择。另一部分是由于经济下行被辞职的，他们可能在找兼职的路上，也成了数字游民。

这让我反思自己脑海中的对数字游民的刻板印象，我认为它是一个中产青年的形象，这是一种带有阶层和生命历程的意识。有学者曾研究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浪漫化和货币化（Bonneau et al. 2022），他们认为存在一整套基于“出售梦想生活方式”的经济活动，而这正在生成一种新的区隔。

说到这里，我不禁在想，这是哪些人和哪些人的区隔？如果说数字游牧人员得益于数字经济的工作者，那么外卖小哥和滴滴司机是否可以称为一种数字游牧？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物理空间上的流动，而且他们看起来在从事一种灵活性很高的工作。然而，有学者（Sun et al. 2023）认为，灵活一词让我们无法看到“控制”的一面，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粘性劳动，因为他们的时间是受平台算法高度控制的。

有学者认为（Reichenberger 2018），是否是数字游民，关键不在于你是否流动，而是能否有能力实现空间自由。任何有能力不在同一个场所工作的人，都可以视自己为数字游民，比如自由职业者、受雇的远程工作者等。他们拥有相对的职业空间自由，从几乎没有旅行，到持续旅行而没有永久住所。

但我觉得比较少被讨论的，是人跟场所的一个关系。自由移动并不意味着去领土化，或者去场所化。你去一个地方，到底是自己选择的，还是有人叫你去的？比如滴滴司机和外卖小哥，他们的目的地，是受订单/客户控制的。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你会一直”游“下去吗？你们什么时候可能会停下来？

这里放上一些答案。一位30来岁的女生跟我说，”我想一直这样下去，只要自己还走得动，有精力去看这个世界。“

另一位接近30岁的男士分享，“既然是游牧，那怎么能停下来呢？”

还有一位25岁的女生提到，“也许找到适合我栖息的地方后，我就会在那个地方住下，但并不是永远。”

追求更好生活的流动性

在既往研究中，Putra 和 Agirachman ( 2016 ) 将数字游牧视为一种创意旅游形式，Reichenberger ( 2018 ) 将其视为一种休闲活动，而 Orel ( 2019 ) 将数字游牧民定位为地点独立的劳动力和传统就业的替代方案。同样，Wang 等人 ( 2018 ) 建议将数字游牧视为一种新的工作和组织生活形式。其他观点包括将数字游牧民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和一种新的经济活动形式（Wang 等人，2018 年）。

研究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重点去接触数字游牧，但有一个倾向是，研究者的关注点，从局部到整体，从休闲旅行到劳动就业，到更宏观的经济文化的时代变化。

我倾向于将数字游民看作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流动性（lifestyle mobility）。生活方式流动性指的是，经济上比较宽裕的一群人，去寻找美好的生活。在中国的语境下，生活方式移民包括了哈尔滨等地到海南的退休群体的候鸟移民，还有2010年代“逃离北上广”的一群定居大理等地的创业者(Xu and Wu 2016)，在目的上来看，数字游民是这些人的后辈。

去年6月，一位来自香港的数字游民跟我分享了如下内容。当时，我正在广州白云机场进行候机，登机前的一段时间，我给她打了个微信电话。她放弃了香港优渥稳定的工作，开始全球旅居的生活已经两年有余。“现在，虽然地理套利仍然是‘主流’。我也看到越来越多人是为了降低物欲，极简生活。像我自己，就是追求自我修行，身心灵派的。这些人会认为，工作不是那么必须。生活过得去就可以……降低物欲，不内耗……我觉得（数字游民）不是躺平。它是一种思想层次的提升，更加清醒，不浪费（精力）。现在太多资讯在消耗精神。（成为数字游民）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现在很多都市人，工作让他失去了生活。”

流动性治理

理想和现实、话语和行动之间总是有差距的，这就涉及到流动性治理，它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问题，包括民族国家、劳动力市场、当地社区、还有（非）流动个体。事实上，个人并不是随便去任何地方，而是在制度安排的框架内流动，这些框架限制了他们的选择能力，比如权力、流动不平等和流动制度的问题。当处于永久旅行状态时，数字游牧民不会也不能完全脱离家乡，或者说它们的国家。流动自由通常受出入境流动制度、签证和护照有效性的制约，这些制度规定了人们可以在什么条件和时间段内访问目的地以及离开祖国（Cohen 2004 ；Hannonen 2016 ）。后者通常与社会保障、税收、健康福利和其他国家义务有关。

还有一点是内在的限制。流动的生活方式需要“能力、机智、耐力和毅力，以及规划行动的能力”（Cohen 2004, 45）。来自MBO Partners 的报告显示，一位数字游民的连续游牧生活平均不会超过 3 年，排在前三的原因是：厌倦了旅行；成本太高；偏远地方的物流不畅通。其他原因则包括孤独、难以兼顾⼯作和全职旅行，以及想念家⼈和朋友。

我曾经遇到一位数字游民，当时他正在泰国清迈，世界数字游民之都。我还记得，线上zoom聊天时，他当时在一所宜家，问我会不会有点吵。他在每个地点大约停留一个月，然后就前往下一个地点。他说，“很喜欢泰国，但是是免签来的，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下周就得走了”，露出一副遗憾的神情。接着，我问他是否会考虑海外的其他地方？他说，“会考虑韩国和日本，但是因为生活成本比较高，不会停留太长时间。”我当时一个感受是，在地理套利这一点上，中国大城市工作的人，一旦到了海外，就必须要面对全球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困局。最后，访谈结束，当时是晚上九点，我问他准备做什么，他说，“我要规划第二天的行程了。”

摩擦的自由

我认为数字游民疫情期间在中国的出圈很有趣。这代表了中国青年对“自由”和“流动性”的新渴望，又有一些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上的东西。首先，它意味着一种技术解放主义的自由，那么有技术能力和条件的人可以实现这些自由。第二，它指向着一种政治封锁下的自由，物理意义上的非流动性，加上社交媒体的数字流动性，放大了个体想进行流行的渴望。第三，它还是一种针对工作文化的自由，许多游民会以过去工作文化的现象作为一种讨论的参照点，比如996、内卷、躺平、斜杠青年。第四，我还看到了经历了个体化的独生子女一代，追寻一种与（父权制下的）家庭系统划分边界的自由，这包括了社会时钟对结婚生子和代际照顾的期待，还有对于非特权男性的普遍结构性歧视。

当我问一位30岁出头的女性数字游民，“原生家庭/亲密关系的存在会影响你成为数字游民吗？” 

她回答，“家人一直是希望我‘健康开心长大’，而非‘变得（社会期望中的）优秀’。我一直有经济上的贡献，每个月定期交‘家用’。”

“我现在有爱情但没有家庭，相对很自由……要找一种平衡吧。我想完成一个旅居的生命体验，希望自己是‘生命的体验者’，而非‘家庭经营者’。我喜欢游牧这个词，我们人类最早就是逐水草而居的，对吧？我的另一半，他也会支持我。去年他在也在环球旅行的路上。网上也有一对‘游牧夫妻’，游了三年多。一方面，如果两个人旅行的话，有个伴、有照应。另一方面，跟别人连接就少一点，会有很多两个人的小世界。可能我现在还好，有小孩的压力比较大。……我是考虑丁克的，所以我才能活得那么潇洒。”

社会性别

冈山大学的Mayumi Ono（2016）曾经研究日本年轻男性（20-30多岁）前往东南亚的跨国流动现象。这些生活方式移民被认为是社会文化“难民”，他们逃避日本社会的压力，在其他地方寻求更好的生活质量。有趣的是，这篇文章采用了性别视角，探讨了流动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日本男性从以男性为中心的企业文化或工薪族阳刚之气中解放出来。

我觉得性别视角是缺乏讨论的。我们可以采用类似的视角，看看中国国内的旅居年轻人们，如何审视企业文化，以及其中基于性别的结构性问题。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篇访谈，里面提到了数字游民生活的女性友好性。

“我观察发现，无论是我之前在大理也好，还是现在在海南也好，在各个社群里面，做数字游民或者自由职业者社群的，也仍然大多数是女生。当你离开传统职场，进入这种靠实力说话的环境的时候，就会发现女生的优势会比较大。数字游民生活对女性很友好，我甚至可以这么说，我暂时没有生孩子的考虑，但是如果我真的要生孩子的话，我是有资本休息一年的。”

https://evhk.aswatson.com/evp/webview/retrieval/web/303113ace5d8b436176955232ae48033fbbbb2643cca2c397f917386ee8007f7ff452775be8d4043e2a542abb4d7a7fa4eb1

关于人群的性别构成这一点，牙牙告诉我，她在大理田野所收集的样本中，男女性各占一半，比例平衡。

而在女性友好这一点，在大理和清迈进行了一年田野的荔荔分享道：

“我一直觉得数字游民工作是比较女性友好的，因为看到很多女性数字游民在脱离原本结构之后（往往充斥着各种性别不平等），生活得更自由。但问题也很复杂，因为我自己就在这个过程中受到过很多男性数字游民的骚扰。[裂开]所以有很多探讨空间。另外就是我发现国内现在比较知名的自由职业者社群freelab里80%的会员都是女性，两位创始人也都是女性，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游动起来，意味着女性有机会离开原来物理社会空间上（如传统职场）的性别不平等，但职场本身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个方式存在，不平等也许会以更为细微的方式显现。而且，职场的不平等仅仅是社会的一个缩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可能遭受权力的压迫。

在《设计的隐形：日本数字经济中的妇女与劳动》（Invisibility by Design: Women and Labor in Japan's Digital Economy）（2020） 中，匹兹堡大学的人类学家Lukács指出，女性以追求乐趣和意义为由，闯进了具有灵活性的数字经济。在她看来，这虽然是对传统职场的一种抵抗，但女性的劳动力往往因平台设计本身而隐形。这里暂不论她把男性-女性对立化的论述是否妥当，因为这更多是用户-平台的问题，同时考虑到交叉性，某些男性群体也会被边缘化。我想说的是，与其强调哪种生活（如传统职场-灵活职场）更具解放性，不如仔细观察权力逻辑运作的变迁。

日本的数字游民

我现在在东京，跟国内的人聊天时，他们会好奇日本的数字游民们是怎样的。

首先，在日本的语境下，数字游民多指在国外旅居的一群人。目前，这个群体已具有组织性。每年交1万日元（大约500块人民币），就可以成为“日本数字游民协会”的会员，参与一些协会主办的社交活动和研讨会。与国内相比，日本（都市）的数字游民社区的功能分化程度更高，主要以共同办公为主，而非包括“共居”元素。这里以东京市中心日本桥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为例，共同办公的花费，大约为一天3000日元（150人民币）。当然，非都市地区也有针对数字游民的接待，例如北海道的八云村。

日本数字游民协会还提供了一个免费注册的英语在线社区。浏览他们想要收集的信息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可以看到数字游民社区的人是怎么看待他们自己的，同时研究者也可以参考这些来发问。

首先，他们会对申请人的职业有一定的期待，这个期待也体现出游牧群体内部的职业特征。从时间段的划分上，八个月到一年的旅居时长，可以被认为是有一定经验、处于平均水平的数字游民。关于目的地性质这条问题，我想到两个点。一个是语言，另一个是安全。日本在安全程度上的名声（尤其是晚上可以大胆放心出门），我在美国过来的朋友口中听到过，也在印度女生的赞扬之词中确认过。除了社会安全，还有自然安全。在日本长期生活过的人（比如一年以上的居留时间），往往会注意自然灾害，尤其是地震和海啸的风险。从政府、社区中心、到超市，整个日本都飘满了“安心、安全”的标语，这是一种防灾意识的反映。

与其说“数字游民”，疫情这几年，在日本出圈的反而是workation（工作假期）这个词。这跟日本2018年的工作制度改革、持续的人口老龄化、地方振兴的需要、疫情期间外国游客减少有关。

在关西大学的社会学家Keita Matsushita（2021）看来，日本的工作假期并非数字游牧工作方式，而是“有望成为创业和旅游等当地产业振兴和社会设计的一部分，以及公司劳动力管理和人力资源开发的一部分”。参与工作假期的人，与其说是强调个体自由，更多的是在现有企业制度保障下的一种探索。比如，我在一家日本民宿中遇到的男士，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会来四国这个地方？他说自己在“工作假期”。我问他这是否是一种“数字游牧”？他继续强调，这是一种“工作假期”。显然，他对“工作假期”更有认同感。在两年的工作假期内，他自行开车，把整个日本转了两圈。那么他是如何流动的？他注册了一个平台的会员，每个月付7-8万日元（大约人民币三四千块），就可以随意入住平台上的任何住宿。通过民宿旅店的入住，他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人，比如艺术家、自由职业者、和一些亲子游的家庭，也跟一些人在Line上保持联系。由于平日要工作，他并没有很多机会跟当地人交流。但当我问他“印象深刻的地方”时，他回想了下，说出了九州某个小城镇的名字，“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太热情了。我偶然遇上了节日庆典，被拉着一起参与。”

对于企业来说，“工作假期”不失为一种可以引进的劳动制度。首先，“远程办公”把办公成本从企业转向了个人。去年九月，我在东京遇到一位IT咨询人士，他自嘲道，“公司开始每个月发两万日元（约人民币一千块）的津贴，相当于补贴空调费了。”其次，“工作假期”被认为可以促进员工的生产力。一位东京大企业HR跟我分享，“换个工作环境可以给都市员工带来新的刺激，让他们的工作更有成效。”日本企业十多年前开始实践“卫星办公室”（satellite office）的制度，即在地方城市开设分支办公点，但收效甚微，因为员工们往往不愿意离开生活优渥便利的大都市。“工作假期”更像是一种折中，它以“假期”为名，让员工们定期流动起来，而非呆在同一个地点。

这种带有休闲气息的、同时保持开放的可能性，更容易被企业员工所接纳。我在四国遇到的数字市民社区的发起人，就是东京出生、长大、工作的大企业员工。2022年8月，他因“企业研修”到德岛县“工作假期”两周。期间，当地政府和企业接待了他。他跟团队一起，一起参观当地的旅游景点（尝试了著名的大步危漂流等）、基础设施（比如卫星办公室、无人居住的“古民家”），拜访当地村民，以探索解决当地的“课题”（发掘观光资源，促进社区交流，引进人才、企业、投资等）。这种探索，让他有兴趣去萌发出一种“当事者意识”，参与当地的社会设计。回到东京后，他发起了一个数字市民的线上社区。多数活跃者为同一公司的成员，但也逐步吸引了三好市当地的居民（包括当地出生长大的年轻人、政府职员、观光推广者、新移民创业者），以及其他城市的人加入。现在，线上社区有400余人。

（德岛三好市古民家&大步危峡谷，笔者摄于2024年1月）

“待业青年”游民化的操心

分享结束后，一位听众加了我的微信，问我能否继续找时间讨论“如何让数字游民与乡村振兴双向奔赴”，我欣然应允。

“地方在农业和文旅上遇到很大的困难，尤其是缺乏懂数字化和内容创意生产以及运营的人才。”

但他在意的，不是金字塔顶端的那群人，而是大多数“平均水平”的待业青年。这些青年由于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的不相匹配，高不成低不就，被迫职场性地“待字闺中”。

“我跟你说个数字吧”，当我提到日本社会的高就业率时，他回应道，“今年研究生就业率33%，这是有史以来最差的数据。大学以及职业院校教的东西跟社会严重脱节，毕业即失业。”

我给他分享了日本的“工作假期”制度，以及地方政府、都市企业、地方企业之间如何通力合作，帮助都市员工无缝过渡到地方社区，“激发员工的兴趣，让员工自己动起来”。我还兴致勃勃地讲了自己在日本乡村的“良好体验”。

“一些大厂会以做公益为名下乡，但很少有你说的那种合作。这边的乡村基本就是割韭菜，让你来了一次就不想再去第二次。……请网红过来直播？不管用。”

我继续补充，“日本一些案例的成功点在于，聚焦于‘人’本身。”

他连忙地表示同意，“我们做了那么多的案例分析，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核心就是人！” 随即，他津津有味给我分享，带有“互联网产品经理”眼光的淄博和景德镇是如何通过“精准提供服务”，来真正吸引外部人才。

当耳边回荡着“情绪价值”、“体验经济”、“宠你思维”这些关键词时，我明显感受到，他作为一位咨询人士的“专业”和“操心”。他想要成为一座桥梁，对潜在的“青年游民”进行再培训，让他们能够踏实落到乡村，而非仅仅只是完成政绩工程上的数字目标。

我倒是希望这种愿景能够实现，但政府、企业、村民、还有流动青年之间的互动，仍需静待研究者们的观察和介入。